新发现：真相总跑不赢谣言？可能是辟谣机制出了问题 | 腾云研究

本文是 腾云研究 栏目的第 001 篇文章

今天，我们都是谣言终结者

去年四月，Science 杂志刊登的一篇研究报告在业内引发了不小的恐慌。

这项大规模研究分析了 Twitter 上存在争议的新闻故事 —— 数量约126000 个、时间跨度超过10年、由300万用户发布，结果发现：真相根本无法与谣言抗衡。

该研究显示，在每一个常见的指标上，虚假消息始终占据支配地位，虚假新闻和谣言往往能覆盖更多人、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交网络中，并且比真实的消息传播得更快：一个虚假故事比一个真实故事的传播速度快6倍。

更令人担忧的是，Twitter 的推荐算法不但没有阻止谣言蔓延，反而极大限度地释放了人类传播假消息的天性。

该研究的主导者、麻省理工学院的数据科学家 Soroush Vosoughi 说，“我们的研究似乎很清楚的表明，虚假信息的表现的确优于真实的信息，这不仅有算法的原因，更可能是源于人性本身。”

每当有新的研究证实谣言的传播与人性中某些隐秘弱点存在紧密联系，人们总会陷入新一轮沮丧。但也有人意识到：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利用人类的心理特点，让辟谣信息跑得快一点，努力追赶谣言传播的速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几位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遏制谣言传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激发用户对辟谣信息传播的意愿。“显著信念”概念的引入，对本研究起到关键性作用。

今天，腾云 向你介绍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开始前，

最好先熟悉这些概念

显著信念

“显著信念”的概念来源于Ai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结果。

“显著信念”是指影响特定行为的关键性信念。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这些关键性信念包括三个方面：个人对特定行为的具体态度；周围人对特定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

举例来说，当你出现“我要从下周开始锻炼”这样的行为意向时，你可能受到了三个关键性信念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产生想要转发某条辟谣信息的意向的时候，他也一定受到了某些关键性信念的影响，因此，寻找和研究这样的关键性信念是非常必要的，它将帮我们更好的理解人们为什么会主动转发辟谣信息，从而让研究成果帮助完善辟谣机制。

在辟谣机制的研究中，研究者也从这三个方面，对影响辟谣效果的“显著信念”进行了研究。

辟谣机制

在过去，辟谣机制是这样运行的：权威机构在察觉到谣言后，自上而下发布辟谣信息。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结构趋于扁平，信息的流通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为平行传播。因此，为了使辟谣信息更高效的扩散，去中心化的传播变得尤为需要。

那么，如何推动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激发用户对辟谣信息的传播意愿。

纵观学界，现有的关于“为驱散网络谣言该如何发展辟谣信息机制”的研究缺乏实地研究数据论证，因此，通过基于理论的深层研究方法去探究辟谣信息机制的发展十分必要。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研究者提出了研究目标：

首先，识别出对辟谣信息传播有正面影响的“显著信念”；

其次，检验这些“显著信念”与用户分享特定信息的意愿之间的联系。

研究人员设计了如下两个实验

研究方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在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研究时，研究者采用了理论提出者Aizen建议的测量方法，即测量时必须遵守一致性原则：研究的准备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引出“显著信念”；第二步，制作正式测量问卷。

一致性原则指所有研究变量的测量必须包含相同的“行为元素”，即所测量的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应特定行为的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并且所测量的行为应与其真实条件下发生的行为一致。

研究 1

该研究的意图是找出对社交媒体用户转发辟谣信息产生正面影响的“显著信念”。

研究者制定了三个标准来筛选参与实验者以保证试验数据的合理性，这三个标准是：

• 参与者必须持有社交媒体账户；

• 参与者过去必须在网上搜寻过和“健康”有关的信息；

• 参与者年龄必须在21至60岁之间。

276位实验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线上问卷，问卷逐一展示了行为信念类别、常识信念类别和控制信念三个类别中合计22条行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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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者要针对这22种行为，分别用数字1－7（1 表示不愿意，7 表示强烈愿意）对该情境下自己的认同度做出回答。经数据统计，研究者得出三大“显著信念”:

分享辟谣信息有利于促进真相的传播；

朋友和网络社群鼓励分享辟谣信息的行为；

可信度高的辟谣信息来源促进辟谣信息的传播。

结合“显著信念”的概念，我们可以说，这三点是对“社交媒体用户转发辟谣信息”产生正面影响的最重要的关键性信念。该结论将被继续用于下一个研究。

研究 2

该研究的意图是找出研究1中发现的三条“显著信念”和用户转发辟谣机制意愿之间的关系。

实验2从参与实验1的276名志愿者中选取了206人，他们被随机分为4个实验小组和1个安慰剂组（placebo group）。实验参与者通过线上问卷来参与实验，同样的，他们用数字1－7来选择在不同的“显著信息”作用下，自己转发辟谣信息的意愿。

在实验设计过程中，研究者采用一致的辟谣信息呈现模式（如下图1），但其中请求参与者转发辟谣信息的形式则有不同的设计。根据对于三类“显著信念”的不同侧重，研究者设计了5种不同的请求方式（如下图2）。研究者将这5种不同的信息提示卡，分别呈现给了5组参与者。

在收集完数据后，研究者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包含所有“显著信念”的辟谣信息，用户分享的可能性更大。

研究结果的重要意义

这项研究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它的贡献是双重的：

首先，此次研究将学者们的主要关注领域从“谣言的产生”转移至“如何在互联网上遏制谣言”，而现在学界普遍缺乏关于谣言传播因素的研究；其次，此次研究运用“显著信念”概念来研究辟谣信息的传播，这种方法虽然高效，但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使用度并不高，因此本次研究具有创新性。

在实践层面，该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它为未来辟谣信息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提供了积极参考：

在已知态度决定行为的情况下，辟谣信息发布方进行辟谣信息传播的时候，为了能让辟谣信息传播的更高效，可以想办法利用传播“显著信念”，扭转／定制社交媒体用户的态度。当社交媒体用户对网络谣言的态度被“显著信念”重塑后，传播效果才会朝预期方向发展，谣言才会无处遁形。

参考文献：

Soroush Vosoughi, Deb Roy, Sinan Aral: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Science 09 Mar 2018: Vol. 359, Issue 6380, pp. 1146-1151

Anjan Pal, Alton Y.K. Chua, Dion Hoe-Lian Goh:Debunking rumors on social media: The use of denial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Volume 96, July 2019, Pages 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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